彭小莲，1953年6月26日出生于湖南茶陵县（现属株洲市）。她是家中五个孩子中的最小一位，成长于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。她的父亲彭柏山，年轻时不仅擅长写诗和小说，还积极参与左翼作家联盟，1938年参军后担任新四军及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4军副政委，1953年还升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。母亲朱微明亦不凡，曾担任《先锋报》主编，后调任《大公报》记者，解放后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。这样一个文化与艺术气息浓厚的家庭，使得彭小莲从小便浸润在书香与艺术的氛围中。
然而，幸福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。1955年，父亲因“胡风案”受到牵连，遭到批斗并被发配至青海，母亲也被隔离审查。1968年，彭柏山因病去世，彭小莲和母亲亲自前往处理父亲的遗体，看到父亲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模样，心中无比沉痛。1969年，家族彻底解体，彭小莲的哥哥和姐姐们被下放至江苏、甘肃、云南等地，母亲饱受批斗，而16岁的彭小莲则被送往江西农村插队。
展开剩余81%江西的生活异常艰苦，彭小莲每天都要天不亮就拿着锄头下地，泥水常常淹过脚踝，关节炎让她的走路变得艰难。晚上，她在仓库值班，老鼠在头顶上爬行，疲惫至极的她连动都不愿动。每逢春节，她只想回上海探望母亲，但身无分文，只能偷偷爬火车，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忍受寒冷。住的地方潮湿阴冷，床板上竟能长出小蘑菇。尽管生活如此艰难，1972年，公社演出队注意到了她的才华，邀请她参加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演出，那段艺术经历成为她苦涩生活中的唯一慰藉。
1976年，随着知青返城政策的实施，彭小莲回到了上海。两年后，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与陈凯歌、田壮壮、李少红等未来的电影大腕一起学习。她与李少红关系深厚，曾撮合李少红与曾念平的恋情。1982年毕业后，她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，正式开始了导演生涯。
彭小莲的导演之路在1986年迎来突破。她凭借34万元的微薄预算拍摄了儿童片《我和我的同学们》，凭这部电影，她获得了第二届“童牛奖”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奖和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，初步在业内崭露头角。1987年，她执导的《女人的故事》风格真实、细腻，圈内人对她刮目相看，认为这位第五代导演别具一格。
1989年，彭小莲的剧本《艰难的真相》在鹿特丹电影节获奖，然而国内的政治环境让这部作品未能实现电影化。同年，她凭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2万美元奖学金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电影硕士学位。在美国求学期间，她还创作了小说《阿宾顿广场》《燃烧的联系》等，最终被收入《回家的路上》一书中。
1996年，母亲朱微明病重，彭小莲回国守护病床。母亲去世后，她选择留在上海，开始独立导演生涯。她创作了“上海三部曲”——《上海纪事》《假装没感觉》《美丽上海》，通过镜头展现了上海的变迁和普通人生活的点滴，特别是在《美丽上海》中，彭小莲凭借其细腻的导演手法让该片获得了六项大奖，包括金鸡奖最佳导演奖，以及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。
彭小莲坚定地走文艺片道路，始终拒绝商业片。曾有一次，投资方出资150万元请她拍电视剧，她却冷冷回应：“我拍电影是为了表达，而不是为了钱。”她的生活简朴，与母亲遗留下来的老房子为伴，过得像普通人一样。
2006年，彭小莲执导了《上海伦巴》，讲述了赵丹和黄宗英之间的爱情故事。2009年，她与魏晓兰合作制作了纪录片《红日风暴》，该片花费了九年时间，采访了大量与“胡风案”相关的人物，最终完成后，彭小莲感到自己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。
彭小莲终其一生未曾结婚，也未曾育有子女。她的性格直接、坦率，正因为如此，她常常得罪人。她的创作精神与独立性让她在电影圈中显得与众不同。在片场，她对演员要求严苛，嗓门大，言辞直率。电影《我和我的同学们》获奖时，上影厂领导曾打电话祝贺，她冷冷回应：“我在忙剧本，没空领奖。”她的直率脾气使得她在圈内显得孤傲，但正是这种性格使她的电影更加纯粹。
2013年，60岁的彭小莲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。尽管她经受了痛苦的化疗，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创作。2015年，她出版了《不要给我讲故事，我需要的是人物：认识好莱坞导演罗伯特·奥特曼》。2017年，她前往旧金山探望朋友，留下了橄榄绿外套的记忆。2018年7月，癌细胞扩散，她决定放弃治疗。2019年3月，她发表了中篇小说《入住癌病房》，并完成了《纸上的纪录片》和最后一部电影剧本《请你记住我》。6月19日，她在上海逝世，享年66岁。
彭小莲的电影作品最大的特点便是真实。她不喜欢做作的艺术手法，而是通过最简单、最直接的镜头讲述故事。在她的“上海三部曲”中，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老上海的独特气息，还能体验到普通人生活的酸甜苦辣。尤其是《美丽上海》，它之所以能够获得金鸡奖，除了因为电影本身的精良拍摄，更因为影片深刻打动人心，带给观众沉甸甸的情感共鸣。
彭小莲为人低调，不求名利，她拍电影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表达她内心的情感与思想。当她拒绝商业片的150万元时，并非是故作清高，而是因为她坚定地相信那不是她的道路。她生活朴素，住在母亲遗留下来的老房子里，日常与普通人无异。她的离世，对中国电影界而言是一次不可磨灭的损失。尽管她未留下儿女，但她的电影作品与精神却永远留在世人心中，那些电影犹如她赠送给后代的礼物，时刻提醒着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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